虞云国：五十年前的海上书事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

上海旧书店的老照片

    上海图书公司迎来了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命我写篇小文章为其古稀之庆祝寿。这里，且就我与上海图书公司的书缘，说说五十年前的海上书事。

    大约小学四五年级时，大我十一岁的二哥带着我第一次逛福州路旧书店，他告诉我，福州路按排序称四马路，却也被人故意叫“书马路”（沪语里“四”“书”同音）。不久，他送我一本《十五小豪杰》，说是四马路买的。这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当时译作朱尔·威尔恩）的小说，讲十五位少年在暑假里冒险泛海的故事，章回体译本，前十回饮冰子（即梁启超）译，后八回译者是披发生（为写这篇文章，才查知他叫罗普，与梁氏同出康南海门下）。受到引导，我也开始独自逛旧书店了。

    初一语文课教唐诗，立马喜欢上了，想多读点，在中华路旧书店买到了《唐诗一百首》，这是我用零花钱买书的开端。不久还买了《唐宋词一百首》，两本书都爱不释手，迷上了古典诗词，醉心其文采韵律之美，从此抱有终身的兴趣，升入高中后还梦想将来上大学专攻古典文学。几十年后，我从《水浒传》切入写宋代风俗随笔，自觉搜罗宋元诗词、元代散曲，作为形象叙述与细节补证的资料，与这一爱好不无关系。

    我现今还保存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福州路买的两本书。一本是《书的故事》，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版本，作者伊林在第一时间就记住了，译者很晚才留意，竟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另一本《注释分级古文读本》零本，也是中华书局出的，我这册“乙编一”共选古文八十篇，唐宋八大家占篇目之半，韩愈《送董邵南序》、柳宗元《桐叶封弟辨》、周敦颐《爱莲说》与王安石的《伤仲永》等，最先都在这里读到的。书中还夹着上海古籍书店的发票，日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价八分，应是见证我与上海图书公司结缘的年代最早的物证。这年，我读初三，这家公司创立十周年。

    两年以后，非常十年开始，我的高中教育戛然而止。最初五六年，几乎无书可读，新旧书店除配合运动的政宣图书，基本上无书可卖。我仍寻寻觅觅，总企望找到值得一读的书。一九七二年大年三十（之所以如此确定，因扉页自题有“辛亥除夕”），买到了郭沫若上年新出的《李白与杜甫》，当时一纸风行。读完，想起十年前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邮票上印过郭老题草堂的对联：“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对他当下过于扬李抑杜，颇不以为然，写了四句读后感：“少陵太白双峰起，牛斗相望光万里。匆匆千二百年来，时扬老杜时扬李。”

    大约这年起，沪上古旧书业逐渐松动。深秋某天，路经福州路四二四号的上海书店，见门口停满自行车，店里人头攒动，柜台里陈列了久违的旧版古籍，店员还不时从库房里拿出积满灰尘的线装书上架或列柜。旧版古籍流通应该就从这时解禁。遂挤到柜台前打量。忽听一人问道：“唐诗有买？”营业员知道他问的是唐诗，答道：“呒没。”那人指着书架上一摞线装本《唐书》（即《新唐书》）责问道：“这么多唐诗，都不卖吗？”营业员怼道：“这不是侬要的唐诗！”我听了，不禁苦笑。这位问客应该听到过“熟读唐诗”之类的话头，故也想买来看看。沪语里“诗”“书”发音相似，而那六七年的教育久与唐诗绝缘，他不明就里，这才闹了笑话，却荒诞地折射出图书禁锢与教育荒废的恶果。我有一首打油诗，记这次令人发谑的淘书见闻：

戏题上海书店古籍柜台

门前脚踏车，橱里线装书。

出库扬尘土，开编聚蠹鱼。

往来皆雅士，指点足鸿儒。

有客殷勤问：唐诗不卖无？

从那天起，我经常从浦东摆渡过江来淘古旧书。当时没去上山下乡，待在城里吃干饭，没经济来源，好在二哥给了笔钱，让我仍尝到淘书的欣悦。

    那年头，文史类图书供应似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全市新华书店公开销售的图书。我从这一渠道买齐了鲁迅著作的全部单行本，据一九七一年版《鲁迅全集》印行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构成了我中外历史的知识来源。配合“批儒评法”运动的公开出版物，既有《商君书》《韩非子集释》《盐铁论》《论衡》与《王荆公年谱考略》等古籍，连同李贽的著作都在那时买齐；也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与杨宽的《商鞅变法》等今人专著，当然还有当令红人冯友兰、杨荣国与赵纪彬的“批儒”著作。这些图书连同“批儒评法”的狼奶，竟然是我接触史学的发端，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在公开发售的图书里，我买《明刊名山图版画集》纯粹惊艳于传统版画之美。有个细节迄今难忘，付款后所剩零钱只够付轮渡费了。但倚在渡轮栏杆边翻着五十余幅精美版画，一览天下名山胜概，却感到别样的情趣。便有诗专记这次淘书：

苦无川资游五湖，

倾囊买下名山图。

夜梦太白来翩翩，

殷勤携手登匡庐。

    第二类是上海图书公司的内供图书。记得设在福州路四〇一号古籍书店二楼，楼梯上去进一扇门，书架上码着的图书都是“不能门市陈列”的。大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旧平装文史著作，也有一九四九年后出版却已稀见或未解冻的图书。原先仅特供单位，后来一般读者只要持介绍信也能选购。我没工作，内供的图书又特有诱惑力，只得到所在街道的团委央人开证明，满足按捺不住的淘书欲。买得较多的是老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有吴梅的《顾曲麈谈》《辽金元文学史》，谢无量的《诗经研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发凡》，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等。邓广铭一九五七年版的《辛稼轩年谱》也在这里淘到，至今有时还查检。买到的五六十年代老版古籍有《昭昧詹言》与《诗义会通》等，最有用的当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知道鲁迅为挚友之子许世瑛开过一张古籍书单，里面就有该书，评为“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便买来翻览，成为我涉略古典目录学的起步。不过，当时寓目的古籍寥寥无几，目录又过于“简明”，翻读时颇类过屠门而大嚼。七十年代末，考入历史系，阅读古籍渐多，便再购置《四库总目提要》，学史治学也如虎添翼，我的目录学知识也大有长进，但对起步时的《四库简明目录》仍然怀着特殊的感情。

第三类就是由上海书店（不久恢复古籍书店的旧称）独家销售开禁的旧版古籍。由于不便常去开证明，这里成为我那几年淘书的主打去处，民国时期老中华的四部备要缩印本与老商务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价廉物美，成为首选。价廉自然顾及财力；物美的考量，一是作者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有其知名度，二是其书内容为我所垂青的。当时购得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多是唐宋集部，唐代仅选了杜牧与皮日休等三种，宋代则有王禹偁、尹洙、张耒、晁补之、张孝祥、王十朋、陈傅良与楼钥等多种；淘到四部备要缩印本更多，经部有《礼记训纂》，史部有《困学纪闻》与《十驾斋养新录》，子部有《弘明集·广弘明集》，总体上仍以集部为主，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陈与义与陆游等宋人诗文集都是在那一两年搬回家的。苦于没人指点，只是随兴所至地泛览选读，读得较频繁、较喜欢的是苏东坡与陆放翁。购入的还有四部备要本《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与《六朝文絜》等总集，其中名篇也多讽诵过，日后涉笔为文也有了典雅凝练的追求。

    那时，老商务的《丛书集成初编》与《万有文库》的零本价格低到几分钱一册（万有文库本《元丰类稿》四册仅0.5元），淘起来更放手，买回的总数不下百册。值得一提的是，两部丛书单种零册原在扉页与版权页上都印有作为主编与发行人的王云五，当时为不让这一违禁人物公之于众，上架前就让专人用墨笔将其名涂黑，不免大煞风景（改革开放后，两大丛书的零本存货还续销多年，王云五的大名却免了墨刑，见了天日）。

囊中羞涩，线装书买得不多，主要选定价较低的四部备要本与四部丛刊本，前者有《春秋经传集解》与《定盦全集》等，后者有《孟子》与《文心雕龙》等。其他版本线装书唯有江南书局本《毛诗传笺》，扫叶山房石印本《史记精华录》与影印宣统二年本《王渔洋诗钞》，都不是好本子。唯一以八元钱买过一部康熙刻本的《杜工部集》，对照同时四部备要线装本《文史通义》三册开价一元二，四部丛刊线装本《孟东野诗集》两册仅八毛，这笔书价绝对算是豪奢的。八十年代初决定专治宋史，便让古籍书店回收，换回了急需置备的宋代古籍。

如今盘点那几年入手的旧版古籍，宋代文史占了主位。谁知未过几年，我经“高考1977”入读历史专业，其时已有以史学为志业的念想，但最终将方向圈定在宋代，固然与业师程应镠先生正在主持宋代史籍的整理研究有关，但此前数年浸淫沉迷在宋代名家诗文中，其潜移默化也不容忽视吧。

    回想起来，自从海上书业解禁了旧版古籍，尽管“文革”还在继续，像我这样的文史爱好者却寻到了精神的寄托，感到了生活的充实。隔三岔五地过江淘书几乎成为日常，有时甚至一天不止一次。这有我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为证：

    一时许，去克艰处，二时两人决定去逛书店。苦雨，遂至□□处借伞，冒雨去上海，购得《元丰类稿》等书。又去克艰同事处，后三人复至书店，购得《荀子》，归六时。

    日记提到的陈克艰兄，是高中的同窗好友，日后成为沪上文理兼通的知名学者。那个下午与他借伞冲雨两逛古籍书店，居然每次都不空手而归。回顾旧事，恍如隔世，那股淘书劲，自己都诧异少有的痴狂。